幾天前我與教授進行剩下為數不多的個別討論，她看了我最近正在準備的一些作品與素材後對我說：「你有一雙冷酷的雙眼」，身為九零年代英國嘲諷藝術先驅的她這樣說到底是好是壞我不是很清楚，但在那次討論中我們都同意的是沒有不能講的話，只有不恰當的脈絡框架。於是我想到平時同學們總會開玩笑地說當那位教授說你在做的事太過分的時候，那就真的是太過分了，所以每當我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會為社會所不容的時候，總會想辦法得到他的建議。至於為什麼不找同學討論呢？因為我的同窗們不是專挑安全二線的議題下手，就是選擇義正嚴詞式的方式進行批判，前者太過畏縮安逸，後者容易流於理想而疏於現實，另外還有一些沈迷在理論世界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族群，我與那樣的人也沒有辦法討論這樣的問題。但我想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討論需要建立在真誠且毫無保留的討論上，但基於各種原因，我發現人們並不喜歡在這種討論中坦承，而這就讓所有的討論都失去意義了。
我與教授談話的最後，我打趣地問他在這說不定是我們彼此之間最後一次的談話中，有沒有什麼話想對我說，他笑著說：「這個嘛，你學了很多。」在這荒誕又有點溫馨的師生情誼中，我感嘆的是自己也在這過程中逐漸變成了一個憤怒的藝術家，而學院中並沒有教育我要怎麼處理這股憤怒。我想，其中一個起點應該是開始試著釐清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觀眾總是試圖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找尋立場，但看過我的作品的人都說我的作品裡似乎總是站在冷眼旁觀的角度。這樣不會太過了嗎？我是說，當我呈現給你那些荒謬的愚蠢的矛盾的令人厭惡憎恨恐懼的事物時，難道真的還需要我在旁邊再用紅筆寫上我覺得這些東西有多麼荒謬愚蠢矛盾且令人厭惡憎恨恐懼嗎？或許吧，所以我開始試著這麼做，然後我發現那股憤怒就隨之流瀉而出。但那並不是我想做的，這個世界已經有太多那樣的情緒了，不需要再有人跳出來大吼大叫，於情於理都是這樣。我真的想做的，只是讓每個人都能靜下心來仔細凝視自己，看看自己是怎麼認識這個世界的，那個我們稱之為人性的東西，與這個社會所提倡的價值觀有多自相矛盾，然後我們再一起研究要修改掉哪些對我們無益的部分。
鳩摩羅什說過：「煩惱是一座道場」，我在某次群體討論中才意識到，原來大家有多麼厭惡且避免談及這類的負面情緒，但在我的認識裡，當你越想達到某個目標，就越是需要了解那個目標的反面。我選擇討論災難，一是因為我的藝術師承的關係，從最上面的馬克師祖，到台灣的紀實攝影前輩，然後是我的老師，這道傳承從抽象表現主義到人文紀實再到後來揉合了社會地景與超現實景觀的創作，於是這些養分直接影響了我當時一片空白的大腦；二是我在尋找創作主題時意識到自己對自然的嚮往，而且我討厭人，但並不是對個體的厭惡，而是當人成為群體的時候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模式令我反感，然後我就很直覺地把這三者與災難進行連結。身為藝術家，我們身處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我們面對的問題在我們出生之前便已經存在，而它們在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後也會繼續延續。對自然的歷史，世界的歷史，藝術的歷史，物質的歷史，國家與個人的歷史，在這些環節之間，能不能串起一個屬於我自己的視角，關於天地人之間的關係，而且能對大眾產生意義的敘事，才是我在意的。可惜我身邊似乎沒有人對同樣的事感興趣，或許是我太貪心了也不一定，但在畢業前的兩個月，我似乎也看到了眼前的迷霧逐漸散去，只是前路看來一片坎坷就是了。
註：我基本上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也對大家把這樣的訴求經由各種表達傳遞出去沒什麼意見。但我看到玉山，看到台灣黑熊，看到鯨魚，就不禁讓我想到那些我們對環境的輕忽破壞，想到我們對政府政策的縱容，然後再回頭來看我們耗費資源，利用這些符號去訴諸我們對國家，對這片土地的認同與熱愛？你怎麼能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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